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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作家的跨海对谈:费迪南‧冯‧席拉赫X吕秋远

发布时间:2020-07-09作者: 阅读:(603)

律师作家的跨海对谈:费迪南‧冯‧席拉赫X吕秋远

费迪南‧冯‧席拉赫是全球最多人阅读的德语作者之一,他以犀利的笔锋,在《可侵犯的尊严》、《罪行》、《罪咎》等书中,提出各种人类社会中最幽深的大哉问,用一条命换三条命,多数人或许会觉得不妥。然而,若用一条命换三百条命呢?政府或法律可以决定谁该活谁该死吗?
为呼应冯‧席拉赫超越时代的思辨与诘问,先觉出版社特邀台湾律师作家吕秋远,跨海向冯‧席拉赫提出针对死刑、转型正义等台湾社会仍纷乱难解的问题,透过两位作家的笔锋,盼望使台湾在迈向更成熟的国家的道路上、平添一道哲思之光。

关于转型正义
吕秋远律师提问:
台湾在1949年以后,由国民党统治,在这期间的异议分子受到相当程度的镇压,特别是在台湾在二次大战中日本战败后,交由中国统治,导致所谓的「二二八事变」,许多台湾的菁英分子被杀害。

请问席拉赫先生,您如何看待转型正义这样的问题?您是否赞成在政权回复正常后,完全揭露所有的秘密,包括过去的背叛者、执行者等等,统统公诸于世,如同德国电影《窃听风暴》所呈现的故事一般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除此之外,没有别的可能。历史是一门科学,在科学中是不能有禁忌的。只有所有文献资料都能开放给历史研究者,那幺这个国家才能找到它的认同;也只有如此,才有和解的可能。

吕秋远律师提问:
您是否同意应该对于当时的决策者、执行者重新进行审判,以现在的正义去评估当时的邪恶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审理二战主要战犯及纳粹政治领袖罪责的纽伦堡大审判,是司法的历史性时刻,它对于国际刑法的发展至为关键。当时的法官裁定,不能给予核心战犯豁免权,每个战犯犯下的每一桩罪行都要加以追究。这是一个重大的成果。基本上,我认为追究危害人类罪不但是对的、而且还是必要的,即便在当时的时间点该行为并未受到禁止,例如因接获命令而为之。
但同时要特别留意的是,绝不可沦为报复性的审判。法官必须顾及到罪行发生的时间点是很久以前,而今日站在法庭中的这个人,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。罪犯也过了他的一辈子。

吕秋远律师提问:
关于犹太裔哲学家汉娜‧鄂兰所谓的「平庸的邪恶」,应该如何看待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汉娜・鄂兰以《纽约客》报导者的身分,观察纳粹战犯阿道夫・艾希曼(Otto Adolf Eichmann, 1906-1962)在耶路撒冷的审判。她很惊讶的是,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,不是什幺十恶不赦的妖魔鬼怪。如她所言,他只是个没有犯案动机、也没有特别仇恨的「书桌正犯」(Schreibtischtäter)。对我来说,这才是根本上最可怕的。像艾希曼这样以行政程序筹画杀人,必须为数十万人的死而负责;而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,居然只是行政管理上的档案。后人指责汉娜・鄂兰的「平庸」的概念缩小了纳粹的罪行,但这对她是不公平的,她要说的是「在平庸的邪恶面前,言语失效、停止思考有多幺可怕。」

关于司法正义:
吕秋远律师提问:
台湾的司法体系主要参照于德国,两国之间的法律、审判体系等都相仿,也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。请问您是否赞成陪审团制度?当民粹的力量盛行,法官的判决应如何回应群众的情感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法官的判决绝对不能被愤怒或仇恨的情绪所左右,刑事诉讼法的严格规範就是要避免这类情事发生。报复是个差劲的顾问,一个受到情绪支配的人,是不及格的法官和陪审员。

吕秋远律师提问:
您对于死刑的看法如何?当台湾民众有八成以上反对废除死刑,您认为是否有修法的空间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国家没有权力杀害它的人民,死刑判决不是正义只是报复,而报复和复仇都不是法制国家的準则。关于这点,我们都知道有许多研究结果显示,死刑比起监禁更不具吓阻作用;且更糟的是,若发生司法误判,冤死的人命是无法挽回的。

关于自己:
吕秋远律师提问:
提问者身为律师与业余作家,有些问题希望能获得建议。您认为律师的保密义务与写作会不会有所冲突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不会,但是对当事人的保护和律师的保密义务,自然是必须严正看待的。

吕秋远律师提问:
在处理这幺多的司法案件之后,您对于人性的评价的变迁过程为何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我想跟您说个小故事。我接受委託的第一个案子有个当事人是个年轻女子,她被控杀死了她襁褓中的孩子。我去监狱探视她,当时我的脑海中都是法哲学、满脑子想着邪恶到底是什幺。我想到亚里士多德、约翰•罗尔斯(John Rawls,1921-2002)、汉斯•凯尔森(Hans Kelsen,1881-1973)、海耶克(Friedrich Hayek,1899-1992),我甚至非常崇拜卡尔•波普尔(Karl Popper,1902-1994)。但是突然间,一切变得都不一样了。你可以从每个细部来描述一颗柳橙,从它的气味、它的密度、果肉间的白色纤维及它的味道,但即便你在理论上了解所有一切,这和真正去吃一颗柳橙还是完全不同的。
监狱中律师会谈室的墙面漆着黄绿色的油彩,据说这有安定心情的作用。年轻女子坐在谈话桌旁,她在哭,为她死去的孩子、为自己被关起来男友又不在身旁而哭。这一刻你会了解到,所有事情关係到的永远是人、每一个个别的人、他的心愿和希望、他犯的错、他对幸福的追求和他的失败。人生苦短,不消几年我们也会死去,正因为我们终究是脆弱的,才更显现出生命的珍贵。坏人的定义帮不了那个年轻女子、探问生命意义的所有回答也帮不了每一个个别的人。今天我深信,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正是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,当然它也无法回答有关邪恶的本质的问题;但是它能引导人们的怒火,它的法条可以让我们摇摆的心绪有所依归,它不受愤怒和复仇的意念所左右,它尊重每个人,到头来它也只是要保护我们不会受到「草率捕捉真相」的危害。
歌德在《威廉•麦斯特的修业时代》(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)一书中写到:「人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,简单、切身又明确的问题容易了解,但只要範围一扩大,就变得不知所措……不管是否迷失在这些问题里,还是因为问题太深或太複杂而无法理解,这都无关紧要。」这段话的重点在于人要理解自身的限制。无论如何,对我来说如「邪恶」「善良」或「道德」这些概念,在今天都太沉重也太遥远了。重要的是人的本质,而不是关于人的理论。

吕秋远律师提问:
写作与律师工作,您最后选择了写作,心路历程大概为何?

冯‧席拉赫回答:
我相信,写作和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是非常相近的,两者都是在述说一个人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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